HYBE如今为何落到如此境地？它曾是独一无二的K-pop第一企划公司，与BTS一同象征着K-pop的积极影响力。尽管并非没有批评和争议，但它所拥有的上升势头从未动摇。然而，不知从何时起，一切似乎都乱了套。
今年4月，HYBE与闵熙珍爆发了内部纷争，并最终演变为与NewJeans的专属合约纠纷。这场风波持续至今，已至12月，仍未平息。在这八个月里，双方的相互揭发战不断上演，HYBE的品牌形象也因此伤痕累累。即使NewJeans的去向最终尘埃落定，公司形象上的污点恐怕也难以彻底消除。
回顾HYBE时间线错乱的开端，正是从房时爀将制作女团的梦想付诸实践之时开始的。引进闵熙珍，接连推出NewJeans、LE SSERAFIM、ILLIT，再到闵熙珍召开记者会，事态由此一环扣一环地发展开来。
2019年收购拥有G-Friend的Source Music之前，HYBE从未拥有过女团。而G-Friend也不是HYBE直接打造的组合。像HYBE这样规模的企划公司只运营男团，实属罕见，在商业上也存在不平衡。Big Hit娱乐在积极收购其他公司后，重组为HYBE，并建立了多厂牌体制。女团是HYBE第二次事业扩张的核心，也是房时爀在十年前制作GLAM失败后，一直以来的心愿。
这个过程进行得过于迅速且不合理。从前年开始的两年间，LE SSERAFIM、NewJeans和ILLIT相继出道。即使是再大的公司，在同一时期推出三个女团也是前所未有的。在共享公司有限资源的同时，考虑到女团市场的规模，分蛋糕的情况也难以避免。引发与闵熙珍纷争的导火索，正是ILLIT被指“抄袭”NewJeans。这也表明，现有组合的企划者将同公司的后辈组合视为竞争对手。
LE SSERAFIM也是在与闵熙珍一同筹备女团的同时，单独企划的组合。在仓促的准备期内，练习生招募困难，出道似乎也因此被延期。有校园暴力记录的成员出道，引发巨大争议，也是这个过程中埋下的隐患。LE SSERAFIM、NewJeans和ILLIT的接连出现，不仅在HYBE内部埋下了矛盾和纷争的种子，也损害了公司在外的社会形象。
我们还需要关注HYBE议长房时爀。三支女团的出道，或许源于以多厂牌为代表的扩张路线，但也体现了内部决策结构受到房时爀个人支配的现象。尽管是多厂牌体制，Big Hit、Source Music和Belift Lab都属于房时爀参与组合制作和总制作的系统。作为音乐人出身的现役制作人，他一直以来都展现着自己的文化品味。当偶像制作成为他实现自我价值的特殊途径时，长期只制作男团必然令他感到缺失。同时推出多个女团，可能反映出他需要一个完全由自己负责的组合，这与闵熙珍负责的组合是分开的。
问题在于，这种状况正在走向偏颇。房时爀主导的HYBE组合，一直以来被批评是按照他个人的喜好和选择来运作的。这些个人因素加上过度的商业手段，甚至压倒了粉丝的需求，最终引发了争议。从这方面来看，BTS的粉丝团阿米，是对公司运营风险的最佳制衡者。当HYBE做出他们无法接受的决定时，阿米会以强大的力量进行抗议，阻止公司胡作非为。比如，Big Hit娱乐时期，房时爀曾试图让BTS与一位在韩国K-pop社区引发政治争议的日本作词家合作，阿米进行了大规模抵制，迫使公司撤回决定，从而避免了未来可能对组合产生负面影响。
现在的HYBE，不再是只运营一个男团的公司。它拥有众多国内外多厂牌，特定组合的粉丝团对公司运营提出意见的理由也随之减少。在短时间内扩大规模的同时，所有者的权力也随之增大，内部制衡机制也逐渐消失。不久前曝光的内部文件，也反映了公司深处的氛围。那些本应是行业动向回顾的文件，却充斥着揣摩领导心思、讨好领导的声音。由此上报的现实认知，也变得扭曲起来。
与闵熙珍的纷争也是如此。在成立ADOR厂牌后，让闵熙珍方面的人员担任了代表理事，甚至整个理事会。这一事实成为了经营权纷争的薄弱环节，也是导致目前事态的因素之一。其动机是出于对闵熙珍的个人信任，还是什么其他原因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如果能够以合理的方式咨询的决策体系优先于议长个人的判断，那么在如此规模的公司，是否还会做出这种自残式的决定，不禁令人怀疑。
与闵熙珍的纷争只是HYBE陷入的泥潭，但这并不能解释HYBE的所有问题。作为一家娱乐公司，HYBE在规模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，但它是否也拥有了与之匹配的组织文化和体系？像章鱼触手般扩张的厂牌和各级组织，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摆脱议长个人的固执、欲望和冲动？解答这些问题的责任，不在闵熙珍，而在于HYBE，更在于房时爀自己。